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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發起成立多邊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計劃讓華盛頓緊張。但儘管奧巴馬政府反對並發出過警告，還是有超過40個國家，包括美國的歐洲盟友，同意加入這個組織。

事實上，美國政府完全不用害怕亞投行；反對亞投行是錯誤的。成立這個銀行不會削弱美國，讓中國的全球勢力壯大。如果說有什麼意義的話，北京走多邊路線的努力其實恰恰是一種後退：它承認了中國在發展中國家推行的雙邊策略有副作用。

對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導力量的擔心再一次妨礙了冷靜分析。2007年中國設立自己的主權財富基金，很多人擔心它會控制戰略資源，掌握敏感技術，擾亂全球金融市場。但根據中國國家審計署消息，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控制資本5750億美元）已經虧損，部分是因為管理不善。

2008年，美國金融系統崩潰的時候，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於是有人預言，北京有朝一日可能會拋售，迫使美國服軟。事實上，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庫券翻了一番還多，從2008年的4930億美元增加到今年的1.2萬億美元。

危言聳聽者已被一次又一次地證明是錯誤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往往忽略了中國對外投資的真正動力。北京設立主權財富基金，購買美國國債，因為它需要為其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一個安全且有利可圖的投資方式。由於中國的出口不斷增長，其外匯儲備也不斷增加。如今，中國成立亞投行的舉動，是對其目前所面臨的經濟挑戰的另一種理性回應。

近十幾年來，北京用其龐大外匯儲備的一部分來支持中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在世界各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礦山，以及其他工業的活動。為了促進這些活動，北京向發展中國家承諾了巨額的雙邊貸款和贈款，據2013年蘭德公司的報告，從2001到2011年間的總承諾額已達6710億美元。

中國政府在給予這些金融援助時，幾乎沒有考慮要影響當地政治，但往往有附加條件，就是項目要得到使用中國承包商和中國製造的產品的支持。這些條款旨在為中國企業的利益服務。它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但也許有些過頭。

比如，雖然中國對非洲的援助給該大陸帶來了新的經濟機會，但也創造了新的不平等，從而產生了政治反彈。在贊比亞2011年的大選中，選民把以反對中國為綱領的候選人選上台，中國對贊比亞銅礦有大量的投資。在2013年，時任尼日利亞中央銀行行長的拉米多·薩努西(Lamido Sanusi)曾警告說，中國在非洲的做法對是「一種新形式的帝國主義」。

這種擔憂在亞洲也存在，包括來自北京的長期盟友，比如緬甸。在過去幾年中，緬甸政府部分因為要克服其對中國援助的依賴，已向華盛頓靠攏。緬甸還暫停了一個大規模的中國水壩項目，因其在當地引發了騷亂。對中國雙邊方案的這些抵制，是北京現在想要為其投資找到多邊渠道的原因。

亞投行的資金可能會達到1000億美元，中國為其提供最多500億美元。去年，中國還承諾為總部設在上海的金磚國家銀行提供400億美元。那也被看作是對美國在國際金融機構領導地位的挑戰。但這種擔心誇大了任何一個政府通過主導一家多邊機構所能擁有的權力。

美國是靠其雙邊經濟援助成為20世紀的超級大國的，而不是通過其在多邊機構的影響力。1944年成立的世界銀行很快就被馬歇爾計劃和美國的其他雙邊援助方案奪了風頭，只是在20世紀70年代才強大起來，那時美國在全球的力量已有所減弱。

多邊機構有內在的限制。當一個國家自己提供貸款時，它對條款的安排有完全的控制。通過亞投行或金磚銀行提供貸款，將意味着要受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限制。而這恰恰是北京的實質所在。正如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近日所表示的那樣，「每個成員國」在亞投行決策權和股份的比例「隨着成員國數量的逐步增加，會相應下降」。

換言之，中國在有意放棄一些自己的影響力，包括甚至在其自身設立的組織中。它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需要從其他國家的參與上得到借口和合法性。創建亞投行不是北京稱霸世界的企圖，而是給自身施加的一種約束，是北京從其十多年的積極雙邊做法的後退。而且，中國越多地通過多邊機構來進行國際投資，哪怕是通過那些它自己創建的機構，中國成為全球主導的風險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