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特國際戰略咨詢有限公司

新加坡——美國總統奧巴馬週一宣佈，他即將結束對越南半世紀之久的武器禁運，這是他長期努力重塑美國在亞洲角色的又一個里程碑——就像他曾經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轉向”，目的是調整美國的外交政策，以便可以從亞洲的經濟和戰略發展中獲得好處。

然而，隨著奧巴馬任期結束的日子臨近，一些亞洲國家懷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華盛頓對該地區的承諾和持久影響力。這是他們第一次感覺到，美國人正在思考該國在亞洲的經濟和國防利益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奧巴馬是第一位在亞洲地區長大的美國總統——他在印尼讀過小學——他從來沒有懷疑過美國在亞洲投入不足，而在中東投入過度。

亞洲國家明顯對北京的意圖感到惶恐不安，奧巴馬在一次又一次的訪問中利用了這種不安，同時也告誡他們說，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權力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性力量。這意味著，無論是美國還是該地區的其他國家，都不得不對中國的野心採取既適應又引導的態度，而不是妄圖遏制它，另一方面，奧巴馬又對中國進行安撫，表示美國的意圖是和平的。

從核心而言，這個政策的基礎分別是對越南20年之久的開放；在緬甸蹣跚走向民主的時候與該國建立起的一種新關係；與美國在該地區最大的兩個簽約盟國日本和韓國建立起更密切的關係；繼續發展與菲律賓的軍事紐帶。同時美國也在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它將為美國和其他11個環太平洋國家之間的貿易和商業投資設定新的條款。

也許最重要的是，奧巴馬從中國人自己那裏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幫助：中國過於強勢地展示他們在南海的影響力，因此一些較小的鄰國突然表現出了新的興趣，有意與華盛頓增進聯繫。

但是，美國的政治氣氛不利於這樣的事態發展，給長期盟友和國際貿易本身投下了陰影。在亞洲盟國看來，這意味著美國可能會“轉向”其他地方。

“亞洲每個國家都從自己的視角，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個問題，但他們都看到了事態迅速失去平衡的雙重風險，”奧巴馬第一個任期的戰略設計師之一庫特·M·坎貝爾(Kurt M. Campbell)本週一表示。“一重風險是，中國過度傾向民族主義”，導致南海爆發衝突。

但在即將發行的講述奧巴馬努力的新書《轉向：美國對亞洲戰略的未來》(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中，坎貝爾也指出，亞洲國家同樣擔心，美國不願意充當一股維持穩定的力量。

“亞洲國家很容易因為大國的舉動感到焦慮，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在過去一千多年時間裏，他們已經遇到過很多這樣的問題，”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丹尼爾·R·拉塞爾(Daniel R. Russel)說。“對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再平衡是否可以持續，亞洲國家現在感到很焦慮。”

不出意外的是，不確定性在大大小小的層面上導致了風險對沖行為。

本週一，越南熱烈歡迎奧巴馬的到訪，在街頭上列隊歡迎的情景讓人想起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16年前首次對那裏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但是，越南領導層核心人物缺席新聞發佈會，他們仍然高度懷疑華盛頓真正的長期目標是讓越南改朝換代。

因此，雖然越南人幾乎肯定會購買美國的武器——特別是用來觀察中國在越南領海邊緣有何動向的高技術裝備——他們並沒有打算像日本和韓國那樣與美國建立盟友關係。“既然美國完全解除了武器禁令，我認為美國軍艦將於今年晚些時候到達金蘭灣(Cam Ranh Bay)，”檀香山亞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的越南問題專家亞曆山大·L·吳翁(Alexander L. Vuving)說。

上周，就在河內掃灑街道為奧巴馬訪問做準備時，中國人正在與越南國防部長會晤，承諾加強雙方的軍事聯繫。

在菲律賓，剛剛當選總統的羅德裏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擅長於煽動群眾，他曾經誓言要騎摩托艇到中國建造的人工島上去插旗幟。近來，他表示不會像本屆政府那樣爭奪領土主權，而是想直接與中國進行談判，可能會在主權上做些讓步，來換取經濟利益。這樣的呼聲正是中國想聽到的。

奧巴馬的願景無疑是微妙的。坎貝爾在他的書中寫道，轉向的關鍵是要與中國建立深厚關係，“不僅說服中國，也要說服中國的鄰國，我們的對華政策並不是要帶來不必要的、缺乏建設性的摩擦。”

“亞洲國家相互依存，大多數國家都與中國存在深厚的經濟關係，”採取遏制做法“基本上不可取”。

中國人沒有被說服。該戰略的關鍵軍事要素是美國軍隊“換防”到亞洲各地的重要戰略港口——不是在那裏設基地，但是可以降落、加油、訓練和建立夥伴關係。

最開始是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現在，奧巴馬正試圖在美軍撤離已經二十多年的菲律賓做同樣的事，而且如果與越南達成默契，還會加上金蘭灣深水港。這樣一來，華盛頓就有了更多理由經常穿越被中國宣稱為專屬區的海域。但目前還不清楚，這樣的軍事存在是否足以防止中國進一步擴張。

然而，最大的挑戰在國內問題上。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威脅要從韓國和日本撤軍，除非兩國大幅增加自己要承擔的成本——兩國已經承擔了大量成本。這可能只是一個談判立場。但它表明，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沒有獨立的國家利益。這是在否定自杜魯門政府時期延續至今的二戰後世界秩序。

真正能連接美國和亞太地區的很可能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這項龐大複雜的貿易協議涉及十二個國家，但不包括中國。拉塞爾指出，對奧巴馬總統來說，該協議“兌現了再平衡的戰略承諾，是一個讓美國融入亞太地區的體系”。

但好的地緣政治，往往會導致糟糕的國內政治。克林頓宣佈反對自己經常稱讚的該協議，就連她的部分高級外交政策助手也感到震驚。畢竟，就在離任國務卿前的2012年11月，克林頓聽上去好像並沒有很多懷疑：“我們在該地區的貿易活動日漸增加，包括我們為敲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展開的合作，將我們這些國家結合在了一起，增強了穩定，促進了安全，”她當時說。

問題是，反過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在美國的太平洋戰略處境危險的情況下，如果協議破產，是否意味著紐帶就會鬆開，穩定和安全就會受到威脅？並且如果是這樣，亞洲領導人是否會視其為另一個理由，讓他們可以剛接待完奧巴馬的繼任者，就前往北京和莫斯科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