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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算得上這個國家最了解理查德·M·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種種罪行的人之一，這可能有點讓人驚訝。1974年，從很多方面來說，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負責調查尼克森一案，並準備彈劾文件的人員當中，她都算得上是最聰明的人之一。然而在這個奇異的大選之年，她卻發現自己也置身醜聞中心，還被她那誇大其詞的政敵唐納德·J·川普(Donald J. Trump)描述為「比水門事件還糟」，這一定讓她很痛苦。

雖說「郵件門」(Emailgate)並不是水門，二者之間還是有些值得注意的聯繫。

首先，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B·科米(James B. Comey)通知國會，聲稱對柯林頓電子郵件服務器的調查發現了新證據，只有考慮到水門事件對於聯邦調查局的影響，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這個爭議性的決定。當時的代理局長L·帕特里克·格雷(L. Patrick Gray)的行為，乃至其後泄露的一系列調查局在胡佛時期的不當行為，嚴重傷害了它的聲譽。後來的幾任局長，諸如威廉·H·韋伯斯特(William H. Webster)、羅伯特·S·穆勒三世(Robert S. Mueller III)和現在的科米似乎都明白，這個國家需要的是一個值得信任、無黨派傾向的聯邦調查局。

在安東尼·韋納(Anthony Weiner)的電腦內發現的電子郵件，可能同對柯林頓私人電子郵件服務器的調查有關，這個事實必須報告給相關的國會調查委員會。如果科米壓制這個消息——這個國家有一部分人已經在總統選舉中投出了自己的一票——他不僅會為聯邦調查局招來兩黨人士的怒火，也可能讓自己在將來成為眾議院的調查對象，因為他曾宣誓作證，說聯邦調查局已經完成了對柯林頓電子郵件的調查。

還有一個和水門事件的對比也很有幫助。根據聯邦調查局目前的調查結果，柯林頓和她的團隊對於她使用服務器的方式所做出的解釋，目前看來至少是不完整的。她擔任國務卿期間的工作非常出色，因此用其核心圈子在處置政府郵件方面的無能是不足以解釋一切的。或許是共和黨在1990年代的捕風捉影讓她心有餘悸，柯林頓對此事視若無睹，因為她不信任公務員能夠保留她的隱私。圍繞著這個問題有著種種充滿黨派傾向的喧囂議論，然而公眾理應得到更好的解釋。

我不僅僅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得出這個結論的；我曾在尼克森圖書館擔任一個檔案保管員小組負責人五年。一邊是公眾對於官方資料透明化的需求與渴望，一邊是政府部門有權決定何時對手中的資料進行解密，這個職業每天都要在二者之間謀求平衡。

擔任國務卿期間，柯林頓有權為自己以及幕僚的通信聯絡設定密級；但是中央情報局、白宮或者其他機構怎麼制定保密等級並不由她說了算。如果上述機構中有人和柯林頓或其幕僚通信，那麼某些機密信息便很有可能進入到柯林頓家中的私人服務器上。

如果她使用政府的服務器，那麼國務院的檔案保管員會查看她的所有郵件，然後返還或（應她的要求）銷毀那些非公務郵件。柯林頓沒有那樣做，而是決定保留自己的所有郵件，僅返還她或自己的代表認為是官方信息的郵件。很難想像，國務院或其他機構裡知道柯林頓私人郵箱地址的的IT安全專家沒有提醒過她的工作人員，她這樣做可能會在無意中泄露機密信息。 

結果，郵件事件超越了政治範疇，聯邦調查局不得不進行調查。柯林頓把某些機密信息（雖然它們很可能都不會危及生命）以及（同樣重要的）那些知道她非政府郵箱地址的公務員的職業生涯置於危險境地。和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在萊溫斯基(Lewinsky)事件中一樣，柯林頓為自己的自大感到內疚，她做了一件非常危險、很可能有人建議過不要做的事情。 

但是，除非聯邦調查局在韋納的醜聞中找到證據，證明柯林頓想利用政府權力傷害無辜的美國人，那麼尼克森的水門事件依然無可匹敵地名列美國最糟糕政府醜聞之首。但是，除非柯林頓作出進一步解釋，否則郵件事件不會也不應該不了了之，這是有非常充分的、無關黨派的理由的。

如果柯林頓獲勝——她似乎依然很可能會獲勝——她應該考慮採取非常公開的方式，儘快讓美國人確信，她下定決心保護官方記錄和透明度。誰也不想還要擔心將來她在白宮的某些電子記錄可能會消失。